国际私营安保市场已形成政府、国际组织、产业和社会代表多方参与的国际治理架构。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安全产品市场化结构比较单一，提供主体主要是国家政府，这种“唯一性”致使“发展中国家式”的国际安全领域产业基础供给与“发达国家式”的海外安全需求间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目前，中国私营安保服务公司面临安保服务频次急剧增加、安保服务对象越来越多元、安保服务内容日趋专业等较好发展机遇；但同时由于中国安保服务公司成立时间较晚，也存在一些发展上的问题。“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多元化的安全保障体系，既要外交保护、领事保护、执法保护；同时也需要私营安保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力量的支持参与。要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站在全球治理的高度理解和设计中国海外私营安保的发展，遵从私营安全领域的国际运行规则，着力推动中国海外安全保护治理体系结构的顶层设计，加快境外安保市场化改革步伐，逐步形成政府主导、市场企业参与、社会民间促进的立体格局。构建“一带一路”安保体系，可重点根据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特点、方式，充分发挥私营安保公司在风险评估、情报支持、后勤支援、现场保护、安全培训、战略咨询与设计、紧急撤退和紧急医疗服务等方面的作用，构建全方位多元化的安全保障体系。

引言
当前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展开，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规模呈指数级扩大，“走出去”的人员日益增多。要保证“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物资、人员等安全维护问题是一个绕不开的环节，甚至直接影响企业经营的成败。可以说，中国的海外安全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亟待解决。目前，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安全产品市场化结构单一，提供主体主要是国家政府，重处置、轻预防，“发展中国家式”的产业基础供给与“发达国家式”的海外安全需求间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传统的领事保护手段和能力已无法匹配海外安全保护刚性需求，海外安全保障多元化的需求明显增强，私营安保公司参与中国海外利益保护被提上议事日程。
关键词： 一带一路；国际安全；私营安保公司；安全保障体系

一、国际私营安保市场现状及其治理架构
私营安保公司是指为特定目标行为主体提供专业化的“准军事”安全保障服务的公司，主要业务是保护人员和财产安全，例如英国的杰富仕（G4S）、美国的迪恩·科普（DynCorp）以及澳大利亚的统一资源集团（Unity Resource Group）。时至今日，主权国家、跨国公司、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人权观察和大赦国际等非政府国际组织，甚至个人，都成为私营安保公司的重要客户。私营安保公司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在全球开展业务工作。1960年，英国一家私营安保公司视卫（Watch guard）就曾为沙特王室和也门皇家军队提供安全咨询和后勤保卫服务。冷战期间，受美苏全球争霸的制约和影响，私营安保公司并不为外界关注。冷战的结束、日益加强的全球化所带来的机会、发达国家军事生产和服务的商业化、私有化以及一些动荡地区日趋复杂的安全局势，共同导致了全球私营安保市场的巨大扩张，各类行为主体对私营安保服务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在2005年，由瑞士和国际红十字会发起的《武装冲突期间各国关于私营军事和安保服务公司营业的相关国际法律义务和良好惯例的蒙特勒文件》，研究并认同国际私营安保和军事公司的合法性，并确定东道国、所在国和雇佣国的相应责任，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并先后得到美国、英国、中国在内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力支持。2010年，一些国家签署《国际私人安保服务行为守则》，并随后建立了由国家、产业和社会代表共同参与的国际行为守则协会。2012年，联合国公布《私营安保公司武装安全服务使用指南》，正式承认国际私营安保公司的合法性。

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对私营安保的需求每年将增加7.4%，市场份额2018年将达到5000亿美元。正如彼特·辛格（Peter  Singer）所评论的，“一个新的全球工业已经出现，这就是21世纪多样化的安保市场外部采购和私有化，它改变了国际政治和战争的许多已有的规则”。无论是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乌克兰内战、格鲁吉亚危机、塞拉利昂内战，还是正在发酵的叙利亚战争，都能隐隐约约看见私营安保公司的身影。私营安保服务公司在冷战后格局转换过程中，积极在各冲突地区拓展业务，在很多冲突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对冲突过程和结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决定了事态发展的走势。例如，叙利亚拉锯战正在从内战转变为一场“国际私营军事公司战争”。视阿萨德政权为宿敌的沙特亲王班达尔，在车臣、塔吉克斯坦和高加索为叙利亚反对派招募雇佣兵，这些人被送到土耳其接受武装再培训后，立即投入叙利亚战场。与此同时，一支主要由俄罗斯、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雇佣兵组成，名为“斯拉夫之旅”的私营安保公司武装开始渗入叙利亚，帮助叙利亚政府平叛反对派势力。私营军事力量对叙利亚内战格局的走势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当前全球治理日益碎片化的情境下，非国家行为主体在国际政治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分突出，其活动几乎渗透到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私营安保公司作为非国家行为主体，拓展了国际安全的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国家安全的提供和维护作为政府最重要的职责之一，被视为主权行使的一个主要象征。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安保市场全球化的行为模式正在不断拓展，个人、公司、国家、国际组织对公共机构和私营公司所提供安全服务的依赖不断增加。在作战行动机动性越来越强、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政治形势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各类市场主体”对私营安保公司的需求变得尤为迫切。因此，私营安保产业的出现很容易被理解为代表战争的一种新的商业面貌。私营安保服务虽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但作为一种广泛提供的产业，它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它既不同于传统的商业形态，也区别于正规的军事产业，是安全领域的一种交叉商业模式，代表了现代经济活动最具活力的部门之一。私营安保公司在运营模式上一般是非国家经营，并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为私人、政府及非政府组织提供安全服务。私营安保公司在国外大部分国家可以合法经营，在运营上一般遵循“执行地法规模式”，也就是说在任务目标国注册当地公司，遵循当地法律规范（WX:安保保安安防）。私营安保公司正随着其他大型跨国公司一道使得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个人、公司甚至国家都可以作为客户向私营安保公司寻求战略和安全服务。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私营安保公司的出现，使得政府可以避免将士兵和资源置于危险境地的一种替代方式；也是政府在相关国家进行情报搜集和行动的一种极佳方式。私营安保公司也是跨国公司保护其在动荡和危机地区利益的极佳手段和途径。此外，私营安保公司还成为国际组织在人道主义救援和维和行动领域的安全合作伙伴。目前，在国际私营安保市场，一个由政府、国际组织、产业和社会代表多方参与的国际治理架构日渐形成。

不可否认，私营安保公司在提供跨境服务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首先，私营安保公司在当地滥用武力造成的不良后果，让当地民众将之与公司母国军队混为一谈，认为是一样的罪恶而加以憎恨，给母国的形象造成极大的损伤。其次，如何更好地问责监管。行业责任是极为重要的，这对于握有生杀予夺之权的私营安保公司来说尤为重要。法律的灰色地带、管辖权的游离，使得私营安保公司自由放纵而不用担心被起诉，时常发生涉及多个私人承包商的丑闻。再次，关于私营安保公司的人权问题。对人权的侵犯是私营安保公司的道德污点，关于侵犯人权的批评不绝于耳，对其公众形象也是大有损伤，而雇主也不得不顾忌其利害关系。由于私营安保公司人员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军，也没有恰当的国际法加以管辖，同时，其业务又具有跨国性质，当其人员出现侵犯人权行为时，在取证、起诉与赔偿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当然，私营安保公司存在的以上种种问题，主要原因是国际规制以及相关国际法发展不够成熟。如果利用得当，并辅之合适的运营规范，私营安保公司能够发挥其自身正面作用，可以很好地服务于一国海外利益保护。

二、“一带一路”建设存在多元化安保风险及问题
安全是一个复合型概念，不同于国内安全，海外安保体系涉及面更广、更复杂。安保作为风险管理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在一些动荡地区，直接决定企业经营成败。在海外，很多中国企业相对重视资金和技术等环节，安全意识淡薄，安全维护寄希望于党和国家的应急救援，因安全问题导致海外投资损失惨重的案例不胜枚举。当前，中国海外安全需求日益扩大，但在安全供给领域处于绝对垄断的中国政府提供的海外安全供给却明显不足，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明显。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实质性进展，“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中国海外利益安全保护需求急剧增加，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安全供给却严重不足”。2016年，中国海外投资高达2 210亿美元。伴随着大规模的海外投资，中国海外劳工数量日趋庞大。根据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提供的数据，2017年，中国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52.2万人，年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97.9万人。2018年1-4月，中国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12.8万人，4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98.3万人。然而非官方统计的海外劳工数目更加庞大，据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提到，中国的海外务工人数可能将近一千万。面对如此庞大的海外务工人员，中国面临的海外劳工领事安全保护压力可想而知。中国派驻到海外的劳务人员90% 集中在亚洲和非洲国家，如新加坡、日本、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巴拿马、马来西亚、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国家，占全部外派劳务人员总数的50%，这些国家绝大部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海外利益的广泛出现、多向延伸和快速增长带来了海外安全风险的急剧放大，使得当前中国海外安保面临的压力日益增大”。2000年以来，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南苏丹等国中国劳务人员2万多人遭到袭扰，近千人身亡。这些国家都是“一带一路”倡议重点布局国家。据外交部领事司统计，2016年共处理十万起领事保护与协助案件，相较于2013年数量飙升几万起。传统的走上层路线、依靠政府保护的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海外安全需求。面对如此庞大的海外利益和繁重的安全保护任务，传统的以国家军事力量单一保护方式已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建立中国的海外安保公司应提上日程，多元化的海外安保体系亟待构建。

随着中国海外投资增加，遍布世界的中国企业可能成为全球私营安保公司的重要客户。在2012年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政府赞成就制定一个私营安保公司的国际规章框架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可见，中国政府并不排斥私营安保公司的发展，主张加强国际磋商，寻求合理规制，发挥其正面作用，抑制其不良影响。目前，中国并不存在类似于国外的私营安保公司，但中国有大量的提供安全保障服务的安保服务公司。虽然中国安保服务公司与国外私营军事公司有极大的区别，但在安全培训、情报提供、风险评估、后勤服务保障等安全保护方面，有着共同一致性。截至2017年，中国大约有4000余家？安保公司，但开展海外业务的寥寥无几。目前中国开展海外业务的安保公司不超过40家？，真正能够拿到业务订单的仅有几家。
总体来看，当前中国私营安保服务公司面临较好的发展机遇。第一，安保服务频次急剧增加。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拓展，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中国的海外利益越来越广，面临的威胁越来越多，保护的责任越来越重，难度也越来越大，海外利益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维护海外利益安全刻不容缓。在此背景下，境外安保服务的订单数量显著增加，中国私营安保服务公司的服务行为次数增长很快。第二，安保服务对象越来越多元。伴随着安全意识提升，境外中资企业、使领馆以及越来越多的在海外经商的民营企业购买私营安保公司的服务。由过去主动找服务对象，变为现在服务对象找自己。据统计，2015年中国海外安保的市场规模达到了113亿美元，中石化等大型国企海外安全保护的预算金额达到20亿美元左右。第三，安保服务内容日趋专业。从过去的咨询、员工培训和风险评估扩大至专业性的服务咨询、情报搜集、项目风险评估、安保审计、紧急救援与紧急撤退以及医疗救援等。当前，越来越多的中国安保公司走出国门，投入“一带一路”建设大潮。

目前中国私营安保公司的服务模式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跨国的全球性安保公司。这些公司为国际知名公司，例如杰富仕（G4S）等，一般在国内设有办事处，承揽国内大型企业境外安保服务。由于成立时间长，安全保障经验丰富，专业技术高，管理规范，使用成本较高。二是以国内企业为主。这些企业总部在国内，业务遍及中资企业海外安全保障项目，例如德威集团等。由于受枪支管控等国内法律的限制，这类安保公司提供的服务主要是咨询、出国前的国内安保训练、安防设施与技术出口等。三是合资公司。此类企业与国际安保公司开展合作，例如先丰服务集团等。此类安保公司国内合作方主要出资以及技术支持，安全维护、人员营救等具体承担服务的主体为国外合作伙伴。四是国内安保企业在国外设立分公司或购买当地安保服务公司，并与服务属在国开展安保合作。此类安保公司通过兼并购买（wx:securitykb），实现本土化经营，可提供各类安保服务，例如中安消防等。总体而言，第一类使用成本最高，第四类安保公司最受服务对象欢迎，也最有发展前景。

由于中国安保服务公司成立时间较晚，存在一些发展上的问题。第一，起步较晚，规模较小。中国的海外安保企业肇始于2004年，阿富汗受袭击事件，导致国家出台一系列海外安全保护政策，逐步确立“谁派出、谁负责”的原则。随后，一些大型中资企业开始在安保方面投入资金，国际安保公司和极少数国内安保公司共同合作承揽境外安保业务。中国的安保行业起步较晚，1984年才成立第一家安保公司，截至2017年9月，中国安保公司总共有4000余家？，且大部分只涉及人员保护、重要物资押运等人身财产保卫服务，涉及海外服务的私营安保公司寥寥无几。此外，由于缺乏行业标准，为境外提供安保服务的公司鱼龙混杂，安全维护水平参差不齐，导致很多中资企业购买国际私营安保公司的服务，这严重地影响中国安保服务公司成长壮大。第二，缺少法律层面的保障。目前，中国立法没有针对海外安保服务的明确规定，只有少量一些零散条例，如《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规定》？等关于安保行业的法律文件？。中国私营安保力量的合理性缺乏国家法律层面的保障，这严重影响了中国安保企业“走出去”步伐。由于缺乏法律层面的支持，国内安保公司雇员出国护照和签证办理面临繁琐的手续，而且周期较长，很难应付境外紧急情况。第三，安保服务质量有待提升。国内安保公司受法律限制，普遍存在缺少足够的武器训练和实战使用技能。一些小公司非正规操作时有发生，安全预警评估能力需提升。安保公司的整体综合实力与其情报分析和整理能力呈正比的关系。中国安保公司在情报等核心能力建设方面仍显不足。例如，国内曾有一家私营安保公司，瞄准中巴经济走廊千亿美元大单，成立相关安全情报咨询服务团队，但在其预警的情报中，后被证实大多为虚假情报。第四，人才结构不合理，有些处于“散兵游勇”状态。缺少专业化的安全情报等分析团队，例如中国某国际安全服务公司招聘信息中，对海外安全官等学历需求仅为中学以上。一些私营安保公司曾试图雇佣退伍特种兵前往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为特定公司提供安全保护。由于这些退伍兵没有合法入境手续以及缺少相关人身安全保险等，最后被缅甸禁止入境。一些中国安保公司雇佣的退役军人由于不懂外语，无法在当地获得有效的安全信息，并进行针对性分析。第五，缺乏国际化的资本运作经验，海外整体经营布局不够周全。受制于企业安保预算，经营效益很难保障。电力、水利、建筑等高竞争行业在海外利润率低，难以在安全防护方面投入过高。“商务部、财政部曾经在对外投资合作企业专项资金中对特定国家和特定地区安保费用予以补贴，但该补贴已于2014年取消。”“中国安全服务企业需要足够的战略耐心去培育海外安保服务市场和自己的安全公司品牌”。此外，国外知名私营安保服务公司拥有保险等第三方中介支持，而中国保险公司目前还没有开展安保险种，造成安保企业无法通过保险分散海外项目的安保风险。

三、私营安保公司在“一带一路”安保体系建设中的作用
     国家军队本质是保卫国家安全，主要职能是应对战争，使用军队力量为境外企业提供安全保护服务，虽然具有较高“合法性”，但成本较高，政治风险较大；相反，私营安保公司流动性强，能够快速灵活反应，安保服务效率较高。在维护中国海外安全利益的时候，牵涉法律法规、民事、枪械使用等多方面的问题，“很多情况下不宜以国家的形式出面处理，需要发挥民间保安公司灵活性和适应性的优势，充分挖掘民间的安保资源”。
其一，购买私营安保公司的服务，有利于维护中国的海外安全整体利益。目前，海外中国企业急需安保人员，而中国越来越需要重视在驻在国寻找安全合作伙伴，包括私营安保公司作为重要的力量来保护其海外利益，通过这些公司提供风险评估、情报搜集、安全培训、物资采购、现场保护、后勤保障、紧急医疗援助、紧急撤退、战略咨询等安全服务。例如在阿富汗，近年来中国对阿投资倍增，但随着美军加速撤军步伐、塔利班势力东山再起，中国投资安全亟须保护，阿富汗国防军实力、经验、装备都有不济，在阿中国企业可将安保重任转交给那些经验丰富、安保能力强大的私营安保公司。再比如，中国公民在海外若遭遇绑架等安全事件，在向当地政府和地方势力求助的同时，可邀请私营安保公司参与营救，发挥其专业的基础技能特长。一定意义上，海外安保是外交和国家安全事务的延伸和补充，为中国企业进军海外“护航”，对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安全有积极作用。正如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所说，“把安全考虑在前面，投入在前面，海外投资才能更可靠”。
其二，为“一带一路”构建全方位多元化的安全保障体系。“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升级版，致力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布局的项目以油气矿山等自然资源开发、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这些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型基础设施易受恐怖主义、政局动荡等因素影响。私营安保公司作为一种“准军事力量”的介入，改变中国传统的海外安全产品的供给结构单一的局面，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人员培训、风险预警、应急处理等安保服务（WX:安保保安安防）。例如，近年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针对中国人员的“绑赎案件”日渐增多，这种非对称安全威胁，中国政府或企业可以聘请境内外私营安保公司对人质实施营救，弥补无法直接使用军队的短板。可见，私营安保公司的参与为特殊情境下妥善解决“安全隐忧”，提供了更为灵活有效的危机应对方式。此外，发展民营安保服务公司，还可以有效应对海盗的护航行动。近年来，在亚丁湾和红海等海域，中国内地以及香港的船舶多次遭海盗攻击，而根据国际经验，配备有私营武装力量的安保人员护航的船只从未被海盗成功劫持过。

其三，私营安保公司能为中国主导参与的海外维和行动提供辅助性后勤保障。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组织聘用私营安保公司承担安全维护任务，已成为今后私人安保公司发展的趋势。2013年，联合国通过《私营安保服务供应商国际行为守则》，私营安保公司被赋予合法的身份。2014年5月，联合国通过《第2155号决议》，安理会决定南苏丹特派团除由12 300名维和官兵以及1 323名警察组成外，还将部分安保工作外包给一家注册地在南非的国外私营安保公司。随着私营安保公司的快速发展，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风险分析等非军事活动外包的频次将增加。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指出“中国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将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护警察，并建设8 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尽管中国海外维和行动是承担联合国全球维持和平的使命，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参与全球维和治理的广度和深度明显扩增，中国参与的很多维和行动居于主导地位。在坚持发挥联合国主导统筹协调作用的同时，也需要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更好地完成维和任务。
中国在加大海外维和力度的同时，由于维和本身远离国土，成本高昂，物资、装备、人员等运输复杂，致使近年来中国面临的维和安全风险方面的压力倍增（见表4）。从中国在非洲及亚洲一些国家的维和实践来看，当地安全形势错综复杂，自然条件较差，运输任务繁重，维和部队的装备整治成为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任务。私营安保公司可以就近就地实施后勤保障，在维和物资保障、武器装备整治、有关工程保障、交通运输保障、业务技能培训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这样可以节省运输成本，相应提升后勤保障的及时性和可靠性。

其四，发展私营安全服务产业，开拓中国正在大力实践的“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当前中国依然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外部安全环境威胁，保护中国海外利益是中国军队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但由于海外安全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需要中国军队和民营安保公司联合作战，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维护。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世界，遇到的安全威胁势必增加。在政府不方便派遣军事力量保卫中国海外利益安全的情况下，如何采取替代手段加强利益保护愈发凸显。西方重用私营安保公司的做法虽难以效仿，但是其理念可资借鉴，就是发展军民融合式的安保事业。培育有资质的中国民营安保服务公司，从事后勤保障、风险评估、安全咨询、人员培训等有利于推动中国产业“军民融合”，有利于推动军民海外资源整合，凝聚海外利益维护力量，实现民营安保力量产生“溢入”作用，也有利于加强军民两用人才培养，打造善于凝聚力量和统筹协调的综合人才队伍。目前中国已有华信中安、德威等十多家？开设海外保安服务的民营公司。另外，发展民营安保服务公司，还可以接纳部队转业军人。例如，美国的私营安保公司，大部分人员都是来自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退役军人和美国海军特种作战战斗舰的船员等。

其五，“外包”国家部分军事职能，可以节省军费开支，缓和国际舆论压力。1996年，美国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研究结果表明，1997年至2002年之间，美国政府通过将部分军事外包给私营安保公司，为美国国防部总共节约120多亿美元军费支出。私营安保公司“承包”的一些传统上由国家军队负责的项目，政府不用再长期支付兵员的医疗保险、退休金以及训练费用等，从而节省了大量军费开支。私营安保公司可以有效降低一国海外军事行动引发的国际舆论压力，例如在2017年的叙利亚战争中，俄罗斯大量雇佣瓦格纳军事承包公司的哥萨克志愿军，这些雇佣兵都具有在前俄罗斯特种部队、空降部队以及内务部特别反应小组人员的服役背景，很多人曾多次参加车臣内战。2016年，俄罗斯国防部准备重新修订《兵役法》，重点鼓励私营军事安全公司承包俄罗斯境外特定战争中的作战任务。同样，另一个军事大国美国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叙利亚战争以及打击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中，雇佣大量私营安保公司的人员，从事训练、安全保障以及信息情报工作。把部分军事作战任务承包给私营安全公司，减少了俄罗斯、美国等军事大国在海外的军费开支，减小正规部队的伤亡风险，有利于降低国内国际舆论压力。随着中国在应对各种突发事件中承担的国际责任越发沉重，对外经贸摩擦和冲突日益增多，中国“介入”海外利益的频次将会增多。如果完全依赖中国政府提供安全保护，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东道国和国际社会的强烈不安，不利于中国海外安全利益的维护。私营安保公司不属于政府机构，政治敏感度低，可以灵活地执行安保服务任务，避免与驻在国产生主权、国际法等方面的争议冲突，同时还能有效地减轻使领馆在人力、资金方面的压力。

四、私营安保公司在“一带一路”安保体系建设中的举措
新形势下，“一带一路”安保体系建设应重点根据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特点，以沿线投资国家人身安全、物资保障、信息情报整合与风险评估等为目标，构建全方位多元化的安全保障体系。
第一，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中国海外安全保护治理体系结构的顶层设计，加快境外安保市场化改革步伐，逐步形成政府主导、市场企业参与、社会民间促进的立体格局。基于中国海外利益的迅速扩展，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整合各种力量，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中枢神经，对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安全部、公安部、财政部等相关职能进行整合，完善顶层机制体制。随着“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企业体量的增加，引介民营安保力量维护中国企业海外利益是一种必然趋势，国家应鼓励国内民营安保公司积极拓展海外安保服务业务。当前需要由国家统一协调，加快中国海外安保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制定中国海外安保治理体系中长期规划以及具体的实施路线图。尤其针对风险高发区，应建立信息库储备、立体监控协调系统，加强区域内组织协调。此外，中国政府可在政策制定、宣传推介、机制协作等方面发挥主导性作用。与此同时，积极构建以市场为基础、项目企业为主体的安全保护机制，引导中国民营安保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形成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的多元化安保模式。
第二，通过服务项目推动中国安保企业做大做强，尽快建立以服务项目为中心的联合安保体制。中国需要的是非军事化的安全服务项目，而非西方私营军事承包商。应鼓励中国国有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购买安全服务，保障企业资产与员工在境外的安全。中资企业应将安保作为与招投标、设计、建造、质量控制、品牌、营销等环节同等重要的工作来经营。国资委、商务部、财政部等应采取有效措施，适时重启修订在外投资合作企业专项资金中对特定国家和特定地区安保费用予以补贴，设置强制性的海外安保支出比例。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布局的企业、项目日益增多，“一带一路”安全保障体系构建应逐步以具体安全服务项目为中心。国家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安保领域的研发投入，充分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加强安保服务综合运营平台建设，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多元化安全服务保障。

第三，结合私营安保公司的特殊性，完善相关法律保障措施。当前，中国安保行业的法律法规最高位阶是中央部委颁布的一些行政法规，因此在法律层级上，需要更高法律保障。应密切结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开展情况，及时修订、补充与整合相关法律法规，完善《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等规定？，逐步形成具有硬约束力的法律条文。按照“谁派出，谁负责”的原则，加快立法，明确私营安保公司开展海外业务的国内法资质。立法内容重点围绕增加海外安保人员的业务能力，提升中国海外安保公司的整体规范性力量。积极探索私营安保公司开展海外业务的监督管理尤其是枪支武器的管理和使用。在还未形成具体法律之前，可建立民营安保服务公司及其雇员的许可制度，明确规定哪些行动内容是安保服务可以提供的，同时也明确禁止一些行动内容。
第四，积极参与私营安保公司的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治理进程。私营安保服务公司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跨境执业，加强国际合作是推动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积极参与国际私营安保的全球治理进程，转变旧有观念，充分借鉴国外安保产业发展成功经验。参与安保领域国际规范和行业标准的制定，增强中国话语权，维护中国私营安保公司的权益。国际法可以弥补国内立法的缺失，在尊重国际规范和多边框架的前提下，通过双边渠道为中国安保公司境外活动创造环境。中国安保公司可利用资金丰厚优势，积极并购国际优质安保运营服务公司，通过重组兼并，整合架构体系，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提升公司的国际化服务水平。
第五，应对私营安保公司采取措施予以严格管理，进行规范和限制，严格其行动范围，使其兼顾商业逻辑和政治逻辑，在健康的轨道上运行，主要涉及国际标准的制定、健全的国家立法和行业的自我管制。创建自治管理的国际机构，以管理私营承包安保公司的行为，促进公司合法管理，惩戒违法行为。明确规定违反法律的调查程序和内部惩戒措施，并将违法调查结果向负责起诉的相关国家当局汇报。认真做好雇佣人员的背景审查工作，最大程度确保雇佣之人没有犯罪前科。在登记注册、许可证发放、提供有效、透明的问责机制以及侵犯人权行为处理等方面都予以明确规定，让他们将犯下的任何罪行都将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加强对雇员的培训工作，重点培训国际人道法、人权法、战争法的相关内容。建立强制审查和年度报告制度，建立对民营安保服务公司的动态监督年度报告制度，对那些未获得营业执照或违反许可要求而开展经营活动的公司予以惩戒。

五、结语
        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海外投资持续扩大，境内人员出国频繁，如何更加有效地保护“海外中国”已成为重要课题。传统的单方面依靠政府的保护，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下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私营安保公司在风险评估、情报支持、后勤支援、现场保护、安全培训、战略咨询与设计、紧急撤退和紧急医疗服务等方面具有独特的灵活优势，可以配合国家海外安全战略，辅助性提供“公共安全产品”，构建“一带一路”全方位多元化的安全保障体系，从而整体提升中国政府的海外安全供给能力。未来，中国参与国际私营安保领域的全球治理，既要利用“后发优势”和“总量规模”，主动适应并积极参与私营安保行业规范制定，提升话语权；同时对“走出去”的私营安保公司要加强“事前、事中和事后”规范管理，提升国际竞争力。
转自《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5期